言传身教 共同进步
改革会打几折，取决于政治家的抉择、勇气和智慧。
什么叫个人自由？你现在有哪些不自由？以前，连结婚都要党组织同意，一些单位审查还特别严格，夫妻分居两地一年也才有一二十天的探亲假，连住在一起的自由都没有。我还有个会挨骂的观点，经济改革比政治改革要难，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公开讲，你可以报道，因为经改的阻力非常大。
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很好的执行，就是一纸空文。只有一个东西是必然的，就是大家要吃饭，要生活得好一点，衣食住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传统讲生生之谓易，在保证生存、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精神世界。中国人没宗教狂热，还是重视讲道理的。当然，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经济发展也带来很多负面效果，怎么样把负面效果扭转过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相对而言，政改很容易，今天一声令下开放报禁，第二天就可以实现。李泽厚：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是非常幼稚的抽象谈论。当今中国的土地问题重要的不是做所有制这篇文章，重要的是将政权主体与社会欠农民主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债务一笔一笔地算清楚，并一笔一笔地还清。
也就是说，人家在自觉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也自觉地努力着抹平城乡差距。1980年代农业部政策司的郭书田、刘纯彬等人从实证性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现行的户籍、婚姻、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教育、就业等具体制度的具体分析，提出了有别于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年—1991，黑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元结构论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他们还就土地经营规模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依靠集体的控制权实行土地重新分配，还是依靠个人间的转包，甚至所有权的让渡？可以这么说，1980年代的年轻人的想法是朴实无华的：在一个历史上以至于今日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究竟以什么运行组织方式来替代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
？一至少自1980年代初开始，人们已将 三农问题定位为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的逐渐兼并使社会矛盾激化，然后通过动荡重新进行分配。
在前面已经讲到，最近的30年，企图通过家庭承包（实质上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走向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类似日本的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道路，但是，实际的结果是从传统走向传统——传统的力量被放大到极大值而得到复兴。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发起人的四君子（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之一的刘佑成还是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当年只有34岁。不管土地财政如何庞大，终究都从土地开始。如果仅仅是这些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能解决农村问题，那就好办了，因为现时中国除了经不起折腾外，什么都可以试验。
又很快在村级建立村民自治制度来填补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的农村权力真空，并用乡人民政府取代人民公社。在这里有人请亚历山大看这个古老的戈尔迪之结，他试图解开，但没有成功。同公有制有血缘的一部分人认为，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不相符，要求退回到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早在200年前，法国的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中提出了一个萨伊定律——供给创造了它自已的需求。
这个意见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主张回归古董——中央政权达于县级，县以下实行自治的观点一致。在有比较与借鉴的历史前提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土地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成为比较糟糕的国家之一的事实就暴露出深刻的问题。
1990年代中后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为2.50:1左右,差距指数为0.60。在唐朝中叶以前，中国解决人口同土地的矛盾的主要方法是开垦荒地，向边远地方大规模移民。
1949年以后包括最近的30年的某些时期或阶段事实上走的是强化传统之路（还没有走出传统）——只是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在经济走向现代化 的同时，政治却走向更传统化。中国的改革模式一直被海内外概括为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但在农村则不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唯有一个不当避债虫的国家与社会，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与社会。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哈耶克的理性有限的知识的局限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场过程理论，要比信息不对称不完备的涵义深刻得多。
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迫切需要有制度性与结构性战略按排。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或者通过政府内部改良的方式，或者采取下层农民起义的方式——明白传统意义上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穿越历史的戈尔迪之结（戈尔迪是希腊神话传说中小亚细亚弗里基亚的国王，他在以前用过的一辆牛车上打了个分瓣不出头尾的复杂的结子，并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示说能解开此结的人将能统治亚洲。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数量论的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20世纪50-70年代为凯恩斯时代，把余下的时间称为哈耶克时代。
有意思的是，在最近的30年，一些以化解两个主要矛盾为出发点的三农 政策，往往不知不觉地走向矛盾的反面。走这条道路，并不回避工业革命遗留的问题，也不回避绿色革命 遗留的问题。
中国的理论已经不贫困了，而实践总是陷于困境，只能这么解释了。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因而很难找到有新鲜感的话题了。凯恩斯反对萨伊定律，认为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不是创造供给而是要创造需求。
现在且不说上述意见那一种正确，且不说这些意见仅仅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质上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后的传统的胥吏制度的变种。对于市场的运作，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精确的控制？哈耶克的答案是否定的。
当年的这个观点，同发展所前身改革之初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那班年轻人的今天农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价格合理不合理，而是农民太多的观点完全吻合。这是一个保留数量庞大的非农民的制度。
而在最近的30年遗留下的传统意义上的地租问题，又演化为一个全社会的深刻的问题——在城市被农村包围着农村又被非农民包围着的今天，土地问题成为靠地为生的农民的关键，土地问题又牵动着农村非农民（拥有土地而又离土的农民），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又表现为土地问题。以经济学为例，自由主义盛行之前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影子，更不要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制度学派、瑞典学派、新自由主义的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及芝加哥学派、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学派以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货币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等。
根源在于当代中国存有一个不是1980年代提出的某某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民主制度、公民精神、个人权利等方面，中国正处在西方古典时代——中国正处在西方19世纪之前的争取自由之路的时代。从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意味着农民无偿地把土地产权奉献给集体，这是土地制度变化中迈出的最重大的一步。所谓双层经营体制，就是把土地产权划分为使用权、占有权和所有权，或者说田面权和田底权，前者归农户，后者留给集体。人们试图找到或多或少地消解这两个矛盾有效果的政策。
可以这么说，至少自1980年代初以来，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都在深刻认识这两个基本矛盾基础上展开。同公有制有血缘的人认为，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相符合，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体上能够保障农民的各项土地权益，应坚持和完善。
那么，全部问题的焦点可归结为。不论那一个国家都经历过坎坷曲折，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美国就处于非农化时代，农业也经历着市场机制的危机，农民也经受着城市化的阵痛。
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很快就导致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乡的财政支出由县政府编制预算，由县财政开支。